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理解）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李约瑟难题，李约以及李约瑟难题的瑟难理解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题李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约瑟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所提出的,其内容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 (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李约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瑟难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题李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早在李约瑟之前,约瑟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难题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即Joseph Needham，李约是瑟难英国学者。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题李“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华夏，而是约瑟出现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难题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说，华夏只有经验科学，没有试验科学。

但我认为李约瑟说得太客气了，实际上，历史上的中国，只有工匠，没有科学！

华夏思维经常会走极端——要么，过于实际化，不重视理论建树，所以现在才特别重视工科，但不重视工科的基础；理科，要么，过于玄学化，无论讨论什么，都会扯到易经佛理上。而现代科学最关键的成体系实证科学，在华夏50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重视过，因而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翻开华夏科技史，看到的都是一个个点状的成就，而不是像欧几里得几何、黎曼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等等成体系的成就。

华夏古代的点状成就，在当时可能非常耀眼，比如张衡、祖冲之等人的研究。但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后人就无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他们的工作。所以纵观整个科学史，我们看到的是偶尔冒出的人才泡泡……

让我们先做一个假设——假如世界上只有中国这一个国家，其它国家都消失了，会发生什么？

我们假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它国家都消失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会搞出比现在更灿烂的科技吗？

如果是隋文帝时其它国家消失了，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假设宋朝时没有外患，只有大宋这一个国家，我们能培育出茂盛的科技树吗？

如果明朝中叶其它国家突然消失，又会发生什么……

看到这里，大家再想想那些穿越小说特别是明穿小说的问题在哪里——即便这些小说靠着作者的金手指、用后来或者他者的科技让当时的中国强大了，但是没有种植科技树，这样的灿烂科技，依然会一代而亡。

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智慧的，我相信我们和其它民族没有智商差异（但是我也不认同所谓的东亚高智商论。智商是可以训练的，和教育相关）……我说这些，并不是指责我们的先辈，也不是在跪舔西方，而是想搞清楚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直到现在，也没有中国人搞出完整的科学体系？

华夏没有产出近代科学，有科举制度的原因，有儒家禁锢等原因……还有人猜测说，和语言文字有关。

汉字，是表意文字。大部分汉字是单音节的，且绝大部分汉字有意义。

汉字的信息含量很高。虽然有的字典里收录的汉字高达10万，但中间有很多通假字、罕见字什么的。常用的，也就是几千个。

我本人认识的汉字大约也就这么多。其中还有不少是能看不能念，或者能看能念不会写的。汉字的高信息量，让识字3000以上的人，可以轻松地念书读报、望文生义……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写百万字小说。

但拼音文字就无法做到这样了——学3000英文单词就想看书看杂志写小说？做梦吧！

由于拼音文字的特性，在阐述一件事或者描述一个东西时，必须伴随着详尽的解释。而力求精确因而有点啰嗦的解释，其实可以锻炼思维的缜密。而缜密的思维，是形成体系的关键。

汉字的好处也很明显：虽然入门略有点难，但是出师快。实际上，我认为汉字是非常利于扫盲的文字。

而拼音文字的特点，则决定了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英文单词总数已经超过百万了。而大量新单词的出现，会造成继续教育的困难……你能想象美国精英中的翘楚，那些临床医学博士们，还得花不少时间苦哈哈地学习新单词吗？

所以，不要信什么中文是最难的文字之类的说法。我认识不少美国人，学一年中文，已经能比较流利地交流，进而上中文网站了。而学英文的中国人，想达到这个效果，即便不是天才，也得是非常努力的大才。

再啰嗦一句，我对国内的本科院校鄙视链非常无语。科举制度的遗毒，让不少人把大学视为“筛选器”，而不是培育更多合格人才的孵化器。正因为这样的做法，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在那几个学校，而这其实会妨碍科技发展……华人的这种名校崇拜，在海外也很明显……呃，很无语。

好了，转回我们的主题……那是不是说，汉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无法形成缜密思维，因此无法创造“成体系的科学”呢？

当然不是！

关键不是文字，而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因为汉字也可以非常精确地解释、描述世界。

怎么教育呢？科学思维训练。包括从结果推出实现这个结果的办法；也包括从概念推出完整体系。

除了科学思维外，还有就是对权威的不跪舔——人类进步过程，就是把一座座丰碑踩在脚下的过程。因此，对权威的批判，也是进步要素之一。

解答李约瑟难题不是目的，目的是创造科学新体系。而创造新体系的关键，是官方对创新的态度。

科技发展最难的，不是优化，不是1-100，而是0-1，是“暗夜点火”。

好的，继续……现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投资。而政府投资的选择方向，也会极大地决定一个国家能不能搞出科学体系这样的东西。

非常遗憾，几乎所有的政府投资，对新科技的推动作用，不会比猴子掷飞镖投资的效果更好。因为选择项目的人，总能准确地淘汰掉“完全扯淡”的项目，同时，也能准确地淘汰掉“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科技树性状”的项目。

换而言之，这些人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扔了，然后留下中庸项目。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最有可能改变未来科技树性状的项目，在刚出现时，看起来太像扯淡玩意儿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政府不做项目筛选，而是搞所有科技项目的“均投”。

也就是说，只要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想搞研究，政府就投一笔钱。这个钱的数量不用很多，只要保证每个项目都能雨露均沾即可。

政府的职责是观察和监测。项目有进展，就继续投下去。

这么做，会不会太浪费？

当然会……但是，一切项目投资，都有打水漂的可能，且几率非常大。

所以政府必须在项目可能打水漂，和可能闷杀新科技的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每种选择都有代价，每种选择也都有收获。而选择本身会形成路径依赖，对未来的科技树性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如果只把自己定位成二流国家，那么，选择跟随而不是创新、选择筛选而不是均投，是更符合理性人假设的选择。

但是，如果想当蓝星的引领者，就必须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理科方面，创造更多的科技冗余。而均投，是制造科技冗余的最好办法。

说这么多，和女性权益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时代进步是女性的责任，女性自然也需要考虑怎么解决李约瑟难题。

我认为，女性应该更多地关心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这不是什么“爹味”，这是“娘味+权味”。

多点女性有大局观，就会有更多优秀的女性站起来引领女性共同体。不然女性靠什么去反抗男权压榨？他有狼牙棒，咱有天灵盖么？

中国发展近代科学，“李约瑟难题”是什么？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史上，“李约瑟难题”都非常著名，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从地理因素入手，李约瑟分析了近代中国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然而许多专家也从其他角度分析并提出了见解，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每种说法都有道理，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特别是在3-16世纪，取得了许多在西方世界无法企及的成就，特别是四大发明，甚至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在古代社会，我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科技发展中心。但西方在文艺复兴后科技飞速发展，而我国在这时却处于思想落后，科技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现在，这种情况才有所好转。于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古代中国在科技发展上做出来很多贡献，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对此，李约瑟本人的解释是中国国土辽阔，拥有大量土地资源，农耕思想严重，而欧洲存在大量群岛，被各种海包围，会对船队和海上行动创造有利条件。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导致文明发展有所差异。

除此之外，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问题，如中国古代讲究重实践，轻理论的传统，典型的例子像《九章算术》里提到了很多数学经验，但却并未将这些经验总结成数学定理和定律。除了传统还有社会对我国近代科学的影响，例如西方生产方式决定了各国之间交流密切，为科学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古代中国采取的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方式，并未涉及科学这种智力活动，所以没有为科学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总之，“李约瑟难题”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分析其内在原因，总结分析经验和教训，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什么是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英语：Needham's Grand Question）。

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其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则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同时社会制度上，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其讨论点在于中国古代以东方的经验科学渐进式发展的技术，得以领先世界一千年左右，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以多样化实验为基础的创新型科学，事实上，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扩展资料：

提出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

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

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

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什么？

编辑本段难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编辑本段解答

世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必然性大于偶然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玛雅文明永远会比旧大陆文明要落后一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于西方，这也同样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能说假设没有满清或者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中国就会先进，而且这种假设也没有必要。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它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必然要落后于西方，那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而西欧是工商业文明。单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明指南针——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纸张——方便朝政——利于统治——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发明火药——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印刷术——方便写书——利于农学传播——发展农业。当然四大发明并不完全为了发展农业，但是看问题要看主体，要看重点，重点即偏向——四大发明主要还是发展了我国的农业。

请看下列例证。

《墨子》书中的数学概念定义的严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维的深度。可惜的是，书中的数学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代欧几里德著的《几何原本》中，涵盖了定义、公式和各种命题，是一部几何学专著。从动机上讲，墨子写书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所有学者们写书的共同目的；欧几里德写书是为总结前人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发展自己的几何学说。在内容上，《墨子》共有十余条命题加定理，而《几何原本》全书总共十三卷，有上百个命题，仅第一卷就有23个定义之多。从两本著作的社会影响来讲，研究《墨子》的学者偏重书中宣扬的社会观，而研究《几何原本》的则是为了学数学。

《周髀算经》还算不上一部数学方面的专业著作，但其对于勾股定理的描述、运用以及对复杂分数的计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周髀算经》中，作者仅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术》是算学上的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计算方法，包括乘积、比例、乘方、方程等几大类。《九章算术》的成书意在培养人们的计算能力，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很多了，涉及面虽广，但是其中每一本书都是单就一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的，因而其专业性、目标性很强。阿基米德更是专攻理科，他的每一部著作均只单独论述一种学科中的一个小点，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论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阿基米德计算了大量复杂几何图形的各种数值，比如抛物线几何体、圆形、椭圆形体、螺线等等，并在物理学领域总结出了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义的这些图形中，诸如抛物线等形状，中国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别提古代了。古中国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数学集中在丈量土地、计算日程、贸易往来和天文历法等方面，所以在实际测量计算中是不可能出现螺旋形、甚至抛物线的。作个比方吧，弹簧肯定不会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没有打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影响过我们，我们肯定至今都不会使用弹簧。

前面举了物理数学的例子，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域，古代中国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远远少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突破无一不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理论之上的，而一个不善于总结公式的农业社会又怎么有能力自主地跨进近代科技的大门呢？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我们的文字。试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还是用希腊字母方便些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是这么一个定律，我们今天在数学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就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我们独特的、美丽的、伟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说，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毕竟也是普通人发明的，毕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要正视这些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刊物、科学著作中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们不可以固执地为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而去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有悖历史客观发展的。还是那句老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扬长以避短。当然，这扯远了，但这是笔者的一点心声。

回到主题。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了事农以外，并不利于其他如海外贸易之类的行业生存。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围绕农业而生的。中国的一切科学发明、技术创造，无一不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社会上一切脱离生产实际、与农业无关的动作或革新就都被视为无用乃至错误之举。比如明清时期打压行会。古代中国有很多表面上与农业无关的阶层，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实际上也都是间接在为农业而操劳。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古代中国的农业一旦瘫痪，整个国家社会就将彻底崩溃瓦解，这与欧洲是很不同的。

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我们没有什么从技术之中脱颖而出并独立于技术之上的理论、公式。没有一些可以在实践中套用的公式，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独自发展出繁荣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古中国要想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地自己发展到近现代社会，那就不是多花个几百几千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怎样解答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解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扩展资料：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李约瑟难题的理解、李约瑟难题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最新评论